今天早上我在 YT 上看到一個影片，裡面提到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時，那個人剛從大學畢業，拿到了第一份薪水，但因為通膨廿%，以為可以用半年的薪水只用了一個月。 我就問媽媽他有無碰過同樣的事情。 他說他那時根本不知道有石油危機。 而且都是很省的過日子，哪裡有啥困難。 接著就說了一些以前的事情。
他是民國五十九年大學畢業。 畢業後他考進國中老師訓練班，那時國教九年剛開始不久，滿需要老師的，他和虞珍阿姨都去考了。 在他確定分發到宜蘭頭城去當國中老師時，媽媽看到了立法院招考記錄員。 媽說她在很輕鬆的情況下去考的，似乎都沒有啥準備，想想只是紀錄嘛。 他說他去考場的那一天，不知道為啥大家都在埋頭看報紙。 後還他才知道他們看的是當時的公報，公報的內容就是當時立法院紀錄員的會議紀錄。 但是媽媽一點都沒有準備，考試的內容是一篇聽寫和一篇作文。 當時考試沒有上。 媽媽也無所謂。 反正他已經有地方去了。
媽媽去頭城教書的故事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 那是他最高興一段往事。 他隻身前往頭城，住在老師宿舍裡，那是他人生頭一次完全獨立，沒有外婆的羈絆，外公的管教，弟妹也都很遙遠。 於是她全身投入當時的環境中，從他自己的口中可以知道他非常享受這樣的生活。 一開始教國一的國文，非常受學生的愛戴。 不過他說自己第一堂課的時候，站在講台後面，兩條腿都在發抖。 漸漸的，其他的老師在知道媽媽滿會教國文後，也請他代課，尤其是國文文法課。 到了第二年，連校長都知道了，竟然請媽媽去教國三的學生。 他說國三的學生個個高頭大馬，母親那麼矮小，他說一開始也有點困難，但是母親說他就是不會罵人，總是很有耐心的教導。 而且他說當時的課文都沒有變，他要學生背書，他自己就先琅琅上口，學生都很服他。
媽媽在頭城待了三年，直到外公給他安排到交通部運輸計劃委員會去。 他自己很想要給班上的同學一些禮物，但是自己只是一個窮教員，哪有錢花呢。 後來他在台北的家中找到一些外公剩下的筆，也不知是原子筆還是鋼筆，外公也是省得要命，外殼都滿新的。 於是媽媽去重慶南路的文具行買了筆芯，然後把他當作畢業禮物送給一些他很喜歡的學生。 媽說這些學生都好高興，又回送了一堆的他們自己家裡出產的農作物，捕魚或自己曬的蝦米做回禮。 媽媽自己吃不完，都帶回家給外婆了。 因為提到通膨，媽媽說他在頭城的同事裡，一個教師攜家帶子，一家四口都住在宿舍裡，他們也常常會去摘採野菜，媽說就像現在住在澎湖的姊妹那樣，也會到海邊去採貝殼。 這個教師常常會和媽媽這些比較年輕的老師說哪裡哪裡有可以摘採的野菜和貝殼。 媽媽說在很久以後他才聽說當時有另一個年輕的男教師在追他，可是他一點都不知道。 聽說那位男同事後來還是娶了一位同校的老師。 他說要是他那時在頭城結婚了，那人生真的和現在大不一樣。
媽說他的第一份薪水，兩千多元是給了外婆。 但是，在他的記憶裡，外婆並沒有特別高興。 外婆在媽媽懷我的時候，到了美國一趟，好像在舅舅家住了一個月。 回到台灣的時候，還特別跟葉婆婆說舅舅拿給外婆看自己在美國的第一份薪水，似乎外婆那時笑得合不攏嘴。 但是，媽媽說，葉婆婆跟外婆說，那麼高興，看看到時你能用到一個子兒嗎?！ (我的印象可能有誤。)
媽媽在運輸委員會做的很不開心，在此期間常常往返台灣和日本之間。 甚至有想要在日本找工作的機會。 但是都沒有成功。 後來在家裡來了一封意外的信。 竟是立法院紀錄員的通知單。 四五年前的那一次考試，那是幾千人的考試裡面選出四人。 媽媽當時不是前四名，卻是第五名。 這時，前四名中的一位考上了高考，要走了。 於是立法院就來函問媽媽是否願意替補。 媽媽剛從日本找工作失敗回來，他當然欣然同意。 從此在立法院待了十五年左右。 他說他在考試時，聽寫中漏了一段，他知道漏掉了那一段是逼不出來的，當機立斷，繼續往下紀錄。 後來，他進立法院後，聽說他的聽寫不是太好，但是他的作文卻是當時考試的第一名，甚至比林梅貽還好。 他說那個題目多半是他自己喜歡寫的那一種，慷慨激昂，正面向上的那一種。
這裡還得提到一位叫郭琛的立法院同事。 我記得這個名字，可是印象裡有點淡。 因為媽媽和秦金台阿姨見面時往往會問問這位郭琛阿姨。 今天提起他，媽媽說那時郭琛出了一車禍。 也就是因為這場車禍，郭琛找到了爸爸。 媽媽自己也因為頻尿的問題，透過郭琛，媽媽認識了爸爸。 而秦金台阿姨是郭琛的同學，也是由郭琛阿姨認識小于叔叔的。 很有趣，一場車禍， 兩場婚姻。 這個立法院的經歷幾乎可以自己獨立成為一篇。 但是我這裡只是簡短的紀錄。 也就，將就將就。
媽媽就在立法院時期結婚，搬家，生子，喪母。 這結婚一事，對媽媽來說是滿苦痛的。 媽媽和爸爸決定結婚後，媽媽要把爸爸的照片寄給外公外婆。 可是爸爸當時實在沒有很多照片。 唯一能找到的一張照片，是一個大光頭照，爸爸是民國十七還是十八年次的，照片可能也滿老相。 寄到日本後，外婆乘風似的趕回來阻止。 這過程是很激烈的。 媽說外婆連飢不擇食的話都說出來，甚至還因此打了母親一生中唯一一記耳光。 當時外公外婆都住在日本，佩蘭阿姨舅舅都在美國， 媽媽當時把南昌街的房子租了一間房間出去。 外婆連在媽媽的室友面前都不理，暢談無阻，反正是想盡了辦法要阻止這場婚姻。 那位室友在目睹這樣的情形還和自己的媽媽說，最後趕快搬走了。 那位室友的母親還和媽媽說，從來沒看過外婆這樣的老媽。
媽媽說他當時從四十五公斤瘦到了四十一公斤。 甚至都想著要自殺了。 但是他想到爸爸，認為這樣是不行的。 如果他真的自殺，那人家會怎麼說爸爸呢？ 結婚後，母親的壓力也沒斷過。 他甚至晚上睡覺都都會冷汗直冒，可能還有夜驚。 甚至爸爸都有說過早知媽媽這個樣，就不敢娶他了。 外婆在我出生後堅持要回來，但是媽媽說他也沒有幫上忙。 而爸爸呢，媽媽是很佩服的。 爸爸每天一進門就很親熱地喊著外婆， 媽媽，媽媽，但是媽媽說外婆是鐵了心腸，理都不理。 這點我是完全相信的，爸爸常常對我說的，要會喊人，嘴要甜。 很可惜，我卻是離這個教誨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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